200万中国人，卷入黄金非洲

文 | 王熙媛 曹宾玲

编辑 | 付晓玲

数据支持 | 洞见数据研究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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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刚果就业，折寿十年。”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，毛莉狠狠点了个赞。

天知道她在工作上都经历了什么：身为中企外派，翻译、外联、财务、商务、人事行政这些工作她全都要干，一个人当N个人使，工资却只领一份。

更棘手的是，当地职能部门吃、拿、卡、要，十分难缠，往往应付一项检查，就够她喝好几壶的。

这样一地狼藉的现实，和国人“去非洲赚大钱”的设想多少有些出入。

在努力也不一定涨工资的时代，越来越多国人将目光投向非洲——传闻中，那里宛如20年前的中国，只要够聪明、够努力，就能在贫瘠的地方开出花来。

这几年，“我在非洲卖炒粉挣国内四套房”“00后在非洲一年攒下第一个40万”的造富神话也屡见不鲜，人们对“非洲淘金”愈发心驰神往。

按共识，目前已有200多万中国人常驻非洲。

然而，伴随勤劳的国人走出去的，还有“走到哪、卷到哪儿”的宿命。

除了毛莉等打工人，本文涉及到的，在非洲开餐馆、卖二手衣服、卖手机的创业者们，无一例外感受到了“中式内卷”的压力。

“黄金非洲”正在退变成“白银非洲”，去非洲躺着挣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在狂热的非洲，手可摘黄金

十八、十九、二十……安琪数了一沓绿油油的美金递给服务员，留下一句“不用找了”，潇洒转身离开。

几个朋友聚一聚，花费1.4W人民币，安琪丝毫没有心痛的感觉。毕竟她在非洲，很快就能挣回来。

2013年，刚从普通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安琪，在懵懂中踏上了飞往安哥拉的飞机，本意是想吃三年苦，给自己的履历贴贴金。

焦虑的她没有留意到，那一年有个新理念——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被提出，更没有预料到，自己的命运会跟其深深地绑在一起。

有关数据显示，2013年时，37%的非洲基建项目由西方公司推进，中企只能分到12%；到2022年，价值5000万美元以上的非洲基建项目，有31%落入中企囊中，西方企业仅占12%。

随着“基建狂魔”一同崛起的，还有身为建筑公司外派员工的安琪。

她所在的公司承接了不少大项目，她几乎年年涨薪，很快就从刚落地的8000/月涨到了年薪几十万的水平，增速与国内巅峰时期的互联网大厂不相上下。

可工作却要比大厂悠闲得多。“这里不可能8小时饱和工作的。”安琪说，她经常会在办公室翘着二郎腿等下班，且一年只需工作11个月，剩50天带薪休假。

甚至安琪连出门购物，坐的是公司配备的安全专车，因为早年愿意外派到非洲的勇者少之又少，中国员工都被“捧在手心上”。

这样的生活，不仅称得上非洲中产，对比当时国内的精英中产，也不落下风。

但安琪还是会遗憾——曾经有个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摆在她面前，可她没有抓住。

她一直没有忘记，刚到非洲时的魔幻场景：自己攥着轻松到手的美金，看着黑人大哥拎着二手电脑远去的背影，感觉活在梦里。

旧电脑她已经用了四年，在国内本来只能几百块低价处理了，但在非洲，不需要任何维修装饰，依然可以卖出2000多元的价格。

“安哥拉人对中国来的东西十分新鲜，毫不夸张，真的是追着你买。”安琪说。

尝到甜头之后，她转手就把自己的手机卖了，售价比买新机的价格还高。后来索性把自己带来的衣服、物品都放在二手市场，很快也被一抢而空。

这足以说明，“非洲热”的那些年，为何会“黄金遍地”。

事实上，据海关总署数据，2000年至2022年间，中国对非洲进出口值累计增长超20倍，年均增速达17.7%，连续14年问鼎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。

风口一直在眼前，可安琪因为种种原因，最后没有迈出做生意那一步。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敢于迈开手脚的人，踩在非洲的风口上，收割黄金般的财富。

十年前，彬彬在踏上前往安哥拉的飞机之前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趟非洲之旅会把当时还一无所有的自己，变成千万富翁。

他无意中发现，在国内，旧衣服的回收价格每斤不到两块；但是一旦转手到了非洲，每件衣服能卖到几块、几十块。

其中的暴利，让他蠢蠢欲动。在原公司干了三年，他和妻子终于攒够了四十万创业启动资金，于是毫不犹豫地递交了辞职信，在当地的中国城租下一间商铺，用来卖二手衣服。

他联络国内的朋友，专门收别人不要的二手衣服，把干净的分为A类，有破损的分为B类，将每包几十斤的旧衣服包裹成批地从国内寄到非洲。

四年过去，彬彬的店铺已经营收超过千万。他又在中国城花了300万买了两家店铺，又花了200万建仓库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
现在，彬彬在国内开的车，已经是百万级别的保时捷卡宴。他和妻子从家境平平的年轻人，到实现财务自由，中间不过才几年的光景。

但非洲也是一片复杂的大地，财富的血脉喷张的背后，往往写着贪婪与代价。

收割的人，同时也在被收割

“一个箱子交25美金。”安检口的“工作人员”拦着波卡，傲慢地抛下话。

没有正规程序，没有机器安检，只有手动开箱安检和没穿工作服的安检员，这个外观宛如中国小县城汽车站的地方，其实是一国的首都机场。

而波卡的行李箱被摊在木台子上，周围的“工作人员”以各种理由克扣“违禁品”，想要赎回还要交钱。

面对这堪称明抢的行为，波卡很气愤，但看着眼前近一米九的大块头，她还是掏了50美金，拎着自己的两个大箱子逃之夭夭了。

落地的第一天，非洲就狠狠给了波卡一个下马威。她隐约意识到，自己带着亚洲面孔走在路上，约等于一只招摇过市、等着被薅的肥羊。

在后续的工作里，这个认知被不断验证、加固——美金是与当地人沟通的桥梁，办一件事儿，不掉几层皮，很难成事。

以至于有一次，听到自己被黑人小哥“登门拜访”，波卡都吓了一跳，第一反应是一把关上办公室的门，“就说我现在不在。”

在非洲，不速之客突然不请自来，绝对没好事。波卡左思右想，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对方来的目的大概率是：要小费。

然而，上次和对方交接工作后，惯例的交小费环节，波卡已经把自己身上仅剩的10美元现金都给对方了。她决定继续躲在门内，耗到对方耐心耗尽为止。

但据同事转告，小哥也在大厅里干坐了几个小时，丝毫不见要离开的意思。

波卡受不了了，只好托同事替自己递了五十美金过去。果不其然，对方一拿到钱，就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
事实上，能用几十美金打发的“上门讨薪”算不幸中的万幸了，碰上大镰刀，才是真正的欲哭无泪。

看着被一把摁住的同事，毛莉忍不住惊呼了一声。执法人员则相当“绅士”地说，“出于对女士的尊重，我们不会碰你。”他马上叫来了自己的一个女同事，毛莉定睛一看，体型有三个自己那么大。

十分钟前，从执法人员坚持要进门查水表开始，毛莉已经感觉有些不妙了。公司有自己独立的水井和水泵，根本不需要查水表。

进门后，对方果然没去看水泵，而是向着办公室的方向横冲直撞。她连忙用法语制止，“你们没有权限进入！”对方居然用中文大声回复道，“我是移民局的！”

随后，倒霉蛋毛莉和同事们就被押在原地，和叫喊着要“把你们送进移民局关押”的执法人员们“谈判”。

说白了，就是谈一个合适的罚款价格，然后度过难关。

类似的“谈判”，毛莉其实已经处理过许多次——公司常常会收到政府开出的10万、20万甚至100万美金的离谱罚单，理由往往更离谱，比如在没有水表的公司查水表。

知道他们所谓“罚款”是为了中饱私囊，毛莉一般会先放狠话施压，“我们公司有很多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，非要和我们撕破脸的话，让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！”

不过，对方在听到这番话之后可能会更生气，“那你去联系吧！就算你去找总统，也还是罚这么多钱！”

试出对方深浅，毛莉就会伏低做小说软话，“不是这样的，你看我们关系这么硬，不还是来找你解决了吗？我们也是想通过协商解决问题，也希望能让你赚到。”

之后就是极限拉扯，短则一两周谈妥，长则一两个月都扯不清。

但是毛莉觉得耗时长一些也值了，毕竟一次成功的谈判能给公司省几十万美金，在各种无妄之灾里，少亏一点是一点。

她也常常安慰自己，虽然非洲有不友好的一面，但不管去哪里都要入乡随俗，只要有钱赚，交一点学费也无伤大雅。

可问题是，非洲捞金的黄金时代正在消逝。

卷入非洲的国人，错失黄金时代

叮叮当当的一阵敲打声，吸引了叶谦的目光，望着眼前正热火朝天装修的饭馆，他的心底五味杂陈。

那是最近2个月，附近第二家准备开业的湘菜馆，加上他开的那家，几百米的一条街，挤挤攘攘塞进了3家湘菜馆子。

叶谦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他依稀记得，去年9月份看到的数据里，坦桑尼亚只有1-2万中国人，但今年，这一数据暴涨至6万左右。

这些人，多是逃离国内竞争压力，把非洲当出口的。

而非洲，也确实可以不负众望——在国内开餐馆、开发廊、送快递，要实现月入10万，相当于痴人说梦。但在非洲，叶谦只花了一个月就做到了。

他在坦桑尼亚与朋友合伙经营着湘菜馆、美容院和物流公司，三家店同时营业的首个月，总流水就突破了一百万，利润高达30%-40%，他能分到其中三分之一。

在他看来，哪怕非洲掘金已经喊了很多年，但依然不乏商机，挣钱不是难题。

这在数据上也有验证。今年前5个月，中非贸易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6.4%，继续高位前进；而今年上半年，非洲仍有37个价值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由中企承包。

但这些光鲜的数据，放在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年增长面前，显然不够给力。

“一年人口翻三倍，怎么可能不卷？”叶谦说，当地华人有钱又有闲，随着越来越多人常驻非洲，像中餐馆这种赚钱多、门槛低的生意，往往最先打起来。

这让叶谦的压力骤增。他表示，别看非洲一道菜的价格是国内的两三倍，但当下物产匮乏之下，成本压力也不容小觑。

比如小龙虾、鱼类、牛肉丸等食材，都需要从国内进货，进价能达到国内市场价的5-8倍；从国内请来厨师，薪酬也是翻倍的。

而湘菜馆没什么竞争壁垒，同质化的结局很可能就是打价格战，一旦卷起来，跟国内餐饮店苦兮兮挣辛苦钱没两样。

事实上，叶谦担忧的未来，已经成为凯元不得不面对的当下。

2019年之前，凯元在深圳华强北卖手机，但一直走下坡路，听说早年去非洲的人都发财了，他也飘洋过海来到非洲，卖几百块一台的翻新机、山寨机。

在他的设想里，自己应该坐在办公室里，指挥非洲大学生帮自己买手机，但现实是，他窝在几平的档口里，每天面对着修不完的售后机，以及囊中羞涩的顾客。

据凯元描述，他所在的手机卖场，近7成档口都是中国人在经营，不大的一块地，随处可以听见普通话。

最近一两年，卖场客流量并没有太大起色，随随便便就能卖上百手机的日子，肉眼可见地减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暗流涌动的争锋。

比如，明明大家约好了不降价，但他发现同行们还是会偷偷给客人打折，他也被迫加入其中，利润越做越薄，从最开始每台手机能挣差不多150-200元，跌到只有100元利润。

甚至在对话之前，他刚刚赔本卖出了一台售后手机。

这是因为翻新机问题特别多，他的保修期只有1周，但每天依然有一箩筐的机子需要维修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在售后上。

修也修不好的，只能亏本甩掉，因为运回国内的运费太高，都是一锤子买卖。

凯元非常后悔自己没早点来非洲，虽然现在生活无忧，但日子越过越没滋味，似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

因此，对于最近来咨询非洲创业的朋友，他都会奉上一句忠告：要么趁早来，要么别来。

安琪也有同感。她在非洲待了三年又三年，一直不是很想走，但最近开始动起了回国的念头。

她的工作依然很轻松，但近两年明显感觉公司没有初来时的如日中天了。

再过几年，等国内十几套房子的贷款还得差不多，她就提前退休，回国养老。
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）